贵州省铜仁地区行政公署


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铜仁地区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铜署发〔2009〕12号


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大龙开发区管委会，地直各工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铜仁地区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试行办法》印发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铜仁地区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铜仁地区（以下称地区）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的需求，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地区行政区域内各县城（含低收入住房困难户较多的独立工矿区、乡镇，下同）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家庭，是指符合当地统计部门当年公布的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家庭。
　　第三条 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和省、地区统一政策指导下，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在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中，明确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目标、措施，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住房建设规划。
　　第四条 地区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区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地区和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监察、民政、财政、建设、国土资源、审计、税务、统计、物价、编制、人行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相关工作。
　　各县、市、特区房产（建设）部门（以下称住房保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廉租住房建设

　　第五条 廉租住房建设应符合城市规划，纳入城市规划工作内容，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并考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和就业的便利。
　　第六条 各县、市、特区所辖区域内符合低收入家庭的危旧房、困难企业和棚户区改造项目，纳入廉租住房项目申报和建设。
　　第七条 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应在土地供应计划中优先安排，并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采取划拨方式，由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确保供应。
　　第八条 新建廉租住房可采取统一建设或配套建设两种方式。统一建设的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应编制初步设计，经城市廉租住房保障部门审查后，报上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配套建设的廉　　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应编制实施方案，经城市廉租住房保障部门审查后，报上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
　　廉租住房建设应当坚持经济、适用的原则，合理确定套型结构，符合规划条件，满足基本使用功能、质量安全、建筑节能等国家规定标准和要求。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应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建设用于出售的廉租住房，各地可针对实际情况和居住习惯，其套型建筑面积和套型结构可以根据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家庭人口情况和购买意愿合理确定。
　　第九条 国土资源部门应依据批准的廉租住房项目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及时办理供地手续；规划管理部门应及时办理规划许可证；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办理施工许可证。在确保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廉租住房工程建设进度。廉租住房建设在办理规划许可、项目评审、招标投标、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都要尽量精简程序、简化相关审批手续，并做到公开透明，确保把廉租住房建设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第十条 廉租住房资金的筹集，实行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渠道筹措的原则，主要包括：
　　（一）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从土地出让的地方净收益中提取的不低于10%的资金。



（三）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等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
　　（四）社会捐赠的资金；
　　（五）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收取的租金；
　　（六）出售廉租住房的售房收入及上市交易收取的土地收益金；
　　（七）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十一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项目预算管理，全部纳入同级财政部门设立的住房保障资金专户，支出按照相关机关批准的预算由财政按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计划及时拨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作他用。各级财政、审计、国土资源、住房保障机构和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确保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第十二条 廉租住房建设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廉租住房的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廉租住房项目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负担。各工程设计、审核、咨询等设计和中介服务单位也应当在规定收费标准下限以内尽可能为廉租住房建设提供优惠，确保廉租住房建设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廉租住房建设投资成本主要包括：征地和拆迁安置补偿费；三通一平费；房屋主体建筑安装工程费；小区用地规划红线以内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小区规划建设的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及附属工程建设费；项目前期工作费、勘察设计费、监理费、招标代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贷款利息。配建的廉租住房项目，上述费用应按比例分摊。


第三章 廉租住房保障

　　第十三条 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实物配租、出售廉租住房和发放租赁补贴相结合。
　　实物配租，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出售廉租住房，是指在保障对象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时，地方人民政府以成本价或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将公有住房出售给保障对象。
　　租赁补贴，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廉租住房房源不足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单位租赁住房补贴发放标准，按照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差额的一定比例计算。
　　第十四条 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住房状况，以户为单位，近期在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范围内确定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今后再根据情况变化逐步调整。
　　第十五条 廉租住房保障实行申请、审核、公示、轮候、复核、承租、出售、退出制度。
　　第十六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家庭，符合申请廉租住房保障：
　　（一）具有当地常住城镇非农业户口；
　　（二）无住房或人均拥有住房面积（含租赁公房面积）符合所在县（市、特区）廉租住房保障政策确定的住房面积标准；
　　（三）人均收入符合所在县（市、特区）廉租住房保障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
　　（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
　　家庭成员中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居住的人员，不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本办法出台后迁入的家庭成员，在迁出地拥有其他住房或者正在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不纳入迁入地廉租住房保障范围。
　　第十七条 廉租住房的申请，应当由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户主作为申请人；户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须推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廉租住房保障申请。
　　第十八条 廉租住房申请的基本流程：
　　（一）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应当由户主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称受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人须提供下列书面材料：（1）所在县（市、特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有关部门或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2）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指定部门出具的住房证明。有房户应提供现居住房屋所有权证或相应权属凭证；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当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3）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和户口簿；（4）当地政府或住房保障机构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
　　（二）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后，应就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并张榜公布，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送民政部门。
　　（三）民政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就申请人是否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收入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并将材料移交住房保障部门。
　　（四）住房保障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就申请人家庭收入、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
　　（五）经审核，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况符合条件的，由住房保障部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作为申请廉租住房保障对象进行登记，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并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六）经审核，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住房保障部门应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住房保障部门申诉。
　　（七）住房保障部门根据准予登记家庭的实际情况、房源供应情况，按轮候顺序实施。
　　第十九条 已经登记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应按照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排队轮候。同期申请的，应优先解决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城市居民最低收入保障家庭和其他急需救助的家庭以及人均住房面积较少的家庭。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住房保障机构，并由住房保障机构对其资格进行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应取消轮候资格。
　　第二十条 廉租住房的出租。
　　（一）符合廉租住房承租的家庭，由申请人与产权人签订承租合同。廉租住房承租合同应当明确下列内容：1.房屋的位置、朝向、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2.租金及其支付方式；3.房屋用途和使用要求；4.承租期限；5.房屋维修责任；6.停止廉租住房出租的情形，包括承租人已不符合规定条件，将所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或者改变用途，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所承担的廉租住房居住或者未交纳廉租住房租金等；7.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包括退回廉租住房、调整租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等；8.其他约定。
　　（二）申请家庭不接受配租方案的，不再享受廉租住房承租资格。住房保障机构可视情况采取发放租赁补贴的方式对其实施住房保障。
　　（三）廉租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由各县（市、特区）住房保障部门商物价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廉租住房的出售。
　　（一）廉租住房出售的对象和范围：廉租住房只能向有自愿购买意向的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以下称保障对象）出售。凡符合各县、市、特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范围的家庭，均可申请购买廉租住房。
　　（二）廉租住房出售的价格：廉租住房的出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采取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价格，在国家规定的廉租住房保障标准（50平方米）以内的面积按低于成本价300元的价格出售，保障标准以外的面积按成本价出售。具体出售房屋的价格由各县（市、特区）住房保障部门与物价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制定并报本级政府批准后执行。
　　（三）购买廉租住房的付款方式和优惠政策：购买廉租住房，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的，按应付廉租住房（50平方米以内）房价款给予10%的优惠折扣。分期付款的，原则上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总房价款的30%，分期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36个月）。
　　（四）享受住房租赁补贴的住房保障对象申请购买廉租住房的，在与住房保障部门签订《购房合同》后，未入住前可将其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以分期付款方式转入住房保障部门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购房帐户内转作购房款。入住（廉租房交付使用）后，不再享受住房租赁补贴，并按未交房款产权比例缴交廉租住房租金。
　　（五）凡属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内的家庭成员，若其存量补贴或住房补贴未使用或有节余的，在购买廉租住房时，均可按所在地房改政策的有关规定申请使用存量补贴或住房补贴。如存量补贴或住房补贴资金不足时，可在廉租住房上市时应交的土地收益金中抵扣。
　　（六）享受实物配租的保障对象，可申请购买所租住的廉租住房，在与住房保障部门签订《购房合同》后，房款未缴清前，按未交房款产权比例缴交廉租住房租金。
　　第二十二条 廉租住房出售后的权属。
　　购买廉租住房对象交清购房款后，取得该房屋的部分所有权，并可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在《房屋所有权证》“附记”栏中应注明“廉租住房”和“有限产权”字样。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成员可作为共有权人进行登记。
　　第二十三条 廉租住房出售后的上市准入。已出售的廉租住房实行上市准入制度。
　　（一）购买廉租住房的保障对象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后四年内不得上市交易，包括出售、出租、转让、捐赠等。
　　（二）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满规定年限并补足所有优惠税费、土地收益金等相关价款后，取得房屋的完全所有权，可以上市交易。土地收益金按照实际购房款总额的10%收取。各县、市、特区可以结合实际确定计算土地收益金的地段调整系数和楼层调整系数。
　　（三）在规定年限内确有特殊原因（如家庭成员因病亟需资金等）需上市交易的，须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出售。政府具有优先购买权，由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按原售价回购，用于住房保障房源。
　　（四）将所购买廉租住房上市交易的家庭，不得再次申请保障性住房。
　　第二十四条 廉租住房出售后的抵押。
　　（一）仅获得有限产权的房屋，产权人在抵押时须经共有人同意，且只能抵押其占有的份额。
　　（二）获得完全产权的房屋，产权人可自由行使抵押权。
　　（三）购房人将所购未取得完全产权的廉租住房抵押，到期后无力偿还债务，银行将廉租住房拍卖或变卖时，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五条 廉租住房购买后的财产继承问题。
　　（一）对于所购廉租住房已取得完全产权的，其合法继承人可依法继承。
　　（二）对于所购廉租住房未取得完全产权，且继承人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政府可通过回购方式，将被继承人所占廉租住房的份额折价补偿给继承人。回购时应考虑继承人的利益计算相应的投资收益（不低于同期银行利息），具体办法各县、市、特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十六条 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调整。
　　（一）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当在家庭情况发生变化后30日内，向所在地住房保障机构如实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所在地民政部门应当每季度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的名单和变化情况提供给同级住房保障机构。
　　（二）住房保障机构应对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的收入情况和住房情况等定期进行复查，并根据申请人申报情况和民政部门提供的变化情况进行复核，同时根据复核结果对享受住房保障的资格、方式、额度等进行及时调整，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七条 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退出：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住房保障机构应当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同时，根据所提供的保障方式，分别终止对其实施的保障行为：
　　（一） 未及时申报家庭收入、人口及住房状况的；
　　（二）家庭人均收入连续12个月以上超出所在地住房保障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的；
　　（三）因家庭人员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人均住房面积超出所在地住房保障政策确定的住房面积标准的；
　　（四）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或擅自改变承租房屋用途的；
　　（五）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或转租的；
　　（六）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承租的廉租住房居住或无正当理由累计拖欠承租的廉租住房租金6个月以上的；
　　（七）违反协议或合同明确的其他约定的。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当自接到退出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退回承租的廉租住房。
　　第二十八条 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将实施住房保障的年度计划、实施方案、执行情况等予以公布。

第四章 廉租住房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廉租住房的销售管理。
　　保障对象购买廉租住房时，应与住房保障部门签订购房合同，购房合同中应就保障对象自愿购房行为、首付款比例、购房款的支付、上市交易约束条件、物业管理及不符合条件须强制收回住房等内容予以明确。
　　第三十条 廉租住房资金管理。
　　（一）地区和各县（市、特区）住房保障部门要健全廉租住房专项资金财务核算制度，必须设立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使用专户，所有出售廉租住房资金，必须全额存入廉租住房资金专户，专项用于廉租住房保障，不得挪作他用。同时应建立完善的租赁补贴、出售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方式的三级明细帐。
　　（二）住房租赁补贴发放余额或地方自筹资金可用于购买适宜用作廉租住房的普通商品房或改造的公房作为廉租住房房源。
　　（三）廉租住房建设管理费用的提取使用。住房保障机构直接组织实施的廉租住房项目，按照项目总投资额的1.5%提取管理费用；采取配集、代建方式实施的廉租住房项目，按照项目总投资额的1%提取管理费用。项目管理费原则上从本级政府配套投入的资金中解决，并严格按照规定使用。
　　第三十一条 廉租住房的物业管理。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房屋主权属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所有，廉租住房的维修和管理，统一由当地人民政府廉租住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出售的廉租住房，应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组织实施物业管理，住户应按时缴交物业管理费。已出售的廉租住房应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维修资金制度。廉租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按照廉租住房售房款的2%收取，统一由住房保障部门在银行开设的保障对象个人购房帐户中代扣代管。待该住宅区域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按规定程序移交该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廉租住房的监督管理。
　　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领导，切实履行职责，把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考核、办事公开、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制度，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检查，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地区发展改革局要会同地区房产管理局加强对新建廉租住房项目的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并会同当地建设、财政、国土、等部门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各县、市、特区按计划组织实施；同时要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对计划中的建设项目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和处理。地区财政局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拨付资金；地区审计局要加强对资金拨付、使用的监管和审计；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切实推进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有力实施。各级住房保障机构要加强对廉租住房各类档案资料的管理，并随时接受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廉租住房保障申请人对住房保障机构的决定有异议的，应自收到通知起60日向当地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通知起90日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未按合同约定退回廉租住房的，住房保障机构应责令其限期退回；逾期未退回的，可按合同约定，采取调整租金等方式处理。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拒绝接受前款规定的处理方式的，由住房保障机构或者具体实施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五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不如实申报收入、人口及住房状况的，由住房保障机构取消其申请资格，在2年内不再接受家庭及成员的住房保障申请；已骗取住房保障的，住房保障机构应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并在5年内不再接受该家庭及成员的住房保障申请。
　　第三十六条 住房保障机构或其他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1）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2）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好处的；（3）提供虚假证明的；（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5）擅自改变划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土地用途的；（6）其他违反廉租住房管理工作行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地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解释。各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