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

宋绍青


内容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以信贷为主要职能和业务的商业银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不良资产高、风险隐患大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危及了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就必须切实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实现金融法治化。针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现状，本文试图对以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问题进行探讨，论述运用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依据和必要性及具体制度。
关键词：商业银行 信贷风险 法律制度
当今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而金融的地位与作用亦日益突出，金融在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的同时，其风险也在不断地积累并造成毁灭性的损失。中国最危险的金融风险在哪里？专家定位：银行风险。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以信贷为主要职能和业务的商业银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不良资产高，风险隐患大的问题，这严重削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危及了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引起了业内人士、理论界和政府高层的广泛关注。强化信贷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已成为国有银行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为了克服和消除信贷风险的最大隐患，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实现金融法治化。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现状

商业银行的主要职能和业务是信贷，即直接向社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由信贷的性质所决定，信贷行为的发生和终结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时间间隔，贷出货币与清偿行为始终有时间差。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或者借贷的资金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发挥原来期待的效用，不能正常周转和有效增值，使资金的清偿能力相应受到影响；或者借贷人在主观意愿上无意于偿还贷款致使借贷风险发生。
(一)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4年初，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为316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0.4%。1995年底，全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上升为6000多亿元。1996年，随着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和破产倒闭企业增加，银行不良债权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1]众所周知，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占贷款比例过高，超过20%，一直是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隐患。近年来，除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进行银行资本金的直接融资外，还通过财政注资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虽开始下降，但仍然偏高，往往是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完全消化，新的不良资产已经产生。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0年第三季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约18%，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及政府的干预，银行对陷入困境的企业不能见死不救，安定团结之类贷款的发放，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的迅速累加。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是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近年来，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我国已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新增贷款质量普遍提高。到2001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外币贷款为6.8万亿，不良贷款为1.8万亿，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戴相龙说，这种状况不仅威胁到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使银行业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对整个金融业的稳定运行产生了巨大威胁，这种不良贷款增多、债券损失迅速加大的态势，一方面直接危害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使银行的经营风险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因银行业务的高负债经营，也存在着加大风险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
(二) 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暴露尚不充分，且面临的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1.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80%以上投向国有企业，并集中于传统产业和行业。这些产业和行业近年整体经济效益持续滑坡，银行的信贷风险逐步加大。[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新形势下，银行之间的无序竞争加剧，贷款大量向交通、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性行业、大项目及集团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等大企业集中，客户群体趋同，存在着风险集聚和形成新的不良贷款的可能，潜在的信贷风险 不容忽视。
2. 伴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要按照公司化和股份化的要求进行综合改革，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经营信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分业经营的界限将趋于模糊。这些既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灵活性，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一大批有实力、有效益的外资银行已经或即将来华抢摊设点，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客户流失、客户群体边缘化的危险，信贷风险不断加大。

二、运用法律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依据和必要性

（一）依据
1、理论依据。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商业银行作为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对其本身权利和义务的规范，自然依靠法律的力量。完善的法律可以提高银行的信贷水平，而信贷水平的提高，又会加强银行系统抵御风险、应付危机的能力。以法律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行防范和化解，具有以其他形式控制银行信贷风险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法律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没有的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更有效地形成统一的银行信贷风险防范机制。
以法律来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其理论依据更具体的在于信贷的法律性质。从法律的角度确定信贷的性质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是出借方与借贷方关于借贷一定对象的协议，当事人形成的是以债务人到期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则是一种特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特殊之处在于，银行信贷的一方当事人始终是银行，其标的只能是货币。基于银行信贷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突出重要性，法律对银行信贷有着诸多更严格的要求。正是基于信贷的法律性质，也使严格依法管理商业银行信贷活动，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信贷安全，成为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2、事实依据。整个银行史都证明着以法律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有效性。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无论国家的发达程度如何，只要形成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有效维护金融业的良性循环，相反，如果没有健全的银行信贷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则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则必定较弱。
银行产生伊始，并没有专门的银行法律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越来越突现其作为国民经济中枢及社会经济主要调节机构的重要地位，一旦人们认识到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和社会经济稳定性的巨大影响，就开始采用法律手段约束相关的行业行为。这种法律约束，最初是个别的、间断的，而后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的、严格的、全国性的统一管理。但是以法律手段控制银行信贷风险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最直接地仍源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十八、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银行立法仍有发生，但总的说来，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防范不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西方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国际信用瓦解、货币制度崩溃，更向社会警示了法治对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后，以美国为首，德国、瑞士、法国等纷纷效仿，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银行立法，加强了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从体制上严格防止银行信贷风险的集中爆发，以法律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1934年到1980年的美国银行业，也因此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高科技及其他宏观环境的带动下，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日趋自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在外汇市场规模、国际债券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规模都在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又导致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银行金融业的管制，两相结合，潜藏的各种银行信贷风险就很可能集中发作。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日本大和银行风波即是如此。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银行法体系大多不健全，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也存在颇多漏洞，自身承受风险的能力又不强，则极易因银行信贷风险的发作导致发生国家经济整体的危机。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一系列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发生的金融危机事件，再一次表明了不能放松法律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严格控制 ，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在跨国银行服务日益发展的今天，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法律机制，已经是势在必行。
（二）必要性
运用法律来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在中国有着更为特殊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我国的银行金融体制处于高度集中时期，形成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的银行体系。从1979年开始，中国逐步地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以各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结构。为进一步完善这种体系结构，一些全国性商业银行、区域性商业银行、信贷合作社和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设立，一些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还引入了外资银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专业银行的转轨写入市场经济框架，通过对四大专业银行的改造，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明确要求国家各专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要尽快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运行。要使商业银行的发展实现改革的预期，必须以规范化、国际化的经营机制作为最高准则，这其中必须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健全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规范，随即成为金融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几年前，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情势，有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比如，贷改投、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免息、降息等政策。这些举措虽然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效果都不是十分理想，特别是仅仅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催收到期贷款和每年提取呆坏帐准备金来核销历年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作用十分有限。从1999年起，我国又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本来是希望企业通过债转股来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之忧，又解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之苦。但现在看来，债转股充其量也只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治标措施，页绝非治本之举，况且债转股在实施之后也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银行的过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深化企业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消除产生不良资产的体制基础，而这又需要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银行会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市场。为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国国家和国民的经济利益，健全法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原则，任何签字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办法在生效以前予以公布。[3]透明度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条重要游戏规则，它们也是金融开放的前提和精髓。这种原则性的要求，使各国能够借以保护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就只能是公布的、公众能够获得的规范性文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对现有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协调现行法律规定与国际最低标准或国际惯例之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补充法律规定的漏洞，避免国际法的直接适用。总之，只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以法律手段作为武器，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要求，从而适应入世的挑战。

三、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 理顺政府、财政、银行及企业间的法律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应是制定各经济主体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监督执行，对违规者按规定实施惩罚，确保秩序。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引导也应以间接手段为主。为此，从现在起，各级政府应及时转变观念，放弃过去那种直接行政干预的做法让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实体按照规则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法人经营自主权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应考虑到风险管理问题，引导、监督经济实体加强风险管理。中央银行的监管重心也应及时从单纯的合规性稽核监督向以防范风险为核心的审慎监管转变，把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重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将逐年下降，国家财政将无力继续作为企业的投资主体，而依靠银行贷款解决又有诸多弊端，因此，国家应顺应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需要，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转由富裕起来的居民个人成为企业投资主体。国家财投资转以基础建设、支柱产业、环保、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为主，并且财政投资应不留缺口。新成立的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必须严格按公司法的要求，缴足自有资本后方可开业，保证商业银行资金不被财政性挤占。银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也要严格按贷款原则办事，确保银行信贷资金能够正常循环周转。
首先，国家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的商法体系，实现银行信用的契约化、规范化和严肃化，确保银行和企业间的信用履约关系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必要时，可由强制执行来实现银行债权。对有意不履约或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应制定严格的法律处罚规定（包括追究个人责任），以便创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创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的一个前提就是依法明确企业产权，明确由法人所有权规定的偿债义务，企业不能因产权国有就可以吃银行大锅饭。
其次，司法部门应以依法维护社会信用为己任，加大执法力度，对那些不讲信用、有意赖债甚至废债的应坚决予以打击。同时，国家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确保执法部门公正严明，丝毫没有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
(二) 国有商业银行要转变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要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独立于政府，摆脱政府的束缚，就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产权主体，拥有完全独立的、产权边界明晰的自有资本金，以此为基础，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经营，形成硬化的风险约束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可考虑采取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在国家财力和银行自身积累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制增资也可以增强银行资本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经过产权制度改造后，作为真正的金融经济实体，应彻底摆脱同政府的直接行政关系，国家作为大股东只能以股东的身份发挥作用；商业银行作为法人实体，奉行的只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一市场原则，出现风险也只能以自有资本金承担，出现支付危机只能被接管、兼并或清盘。总之，国有商业银行应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三) 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从根本上扭转因投资主体错位造成的国有企业经营不规范、效益低下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以间接融资体制，通过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等途径，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让富了起来的居民个人从单纯债权人身份转变成投资主体，让其关心、监督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促使企业及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
规范国有企业运作，盘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后，国家往往仍是大股东，要达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真正分离，实现法人财产自主有效经营，国家就应该彻底放弃行政干预，以股东身份委托有能力的经营者经营，经营者的责任和权利应是对等的，经营者应以企业经营成果最大化为己任，通过企业效益来实现国有资产增值。国家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充分体现“干得好的，回报就多；干得不好的，及时换人，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P111)
通过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行使官僚式管理应转变为国家控股公司对国有股权的管理，使国有企业真正地以独立法人身份既独立自主经营又单独承担负债的民事责任。同时，为解决国有企业承担的过多改革成本，国家应抓紧做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
(四）完善破产制度
1、建立企业的破产重整制度。破产制度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破产必将导致工人的失业，尤其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红，相互间协作程度相当紧密。在此情况下，企业经营的成败，已不仅仅是企业本身或投资者个人的问题，而与社会公众利益相联系，重整制度从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主观积极性，使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协调一致，使即将破产的企业，有重整旗鼓，趋向复兴的机会，使社会经济安定免受影响，同时国家通过法律途径对企业重整活动积极干预，也反映了私法公法化的世界经济立法趋势。
2．我国《公司法》业已颁布，《破产法》也早已施行，但《公司法》、《破产法》中均未规定公司重整制度。其实，我国更需要建立重整制度。因为，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缺乏资金，领导体制不完善，市场竞争能力差。不关门、不破产，又难以生存；关闭了，破产了，对社会又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过企业债权人和股东的协商努力，尽力挽救，是可以使企业获得新生的。这一点对于解决目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让可能走出困境的企业复兴至关重要。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1998年7月29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等二十三项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加强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本省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的设立、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风景名胜资源，是指具有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山岳、河流、湖泊、海洋、地质、地貌、森林、动植物、天文、气象等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址、革命纪念地、宗教寺庙、雕刻、园林、建筑物及有关工程设施等人文景观及其所处环境。
　　本条例所称风景名胜区，是指风景名胜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并划定范围，供人们游览、观赏、休息或者进行科学文化等活动的地域。
　　第四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的主管部门，行使下列风景名胜区管理职权，并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一）组织风景名胜资源的调查和评估；
　　（二）审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审批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
　　（三）审查风景名胜区设立；
　　（四）监督检查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实施；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利用和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撤销
　　第六条　风景名胜区按国家规定分为市县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三个等级。符合下列条件的，可按国务院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
　　（一）有一定的游览、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环境优美，规模较小，有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的，可以申报为市县级风景名胜区；
　　（二）有比较重要的游览、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景观有特色，有一定规模，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比较完善，在省内外影响较大的，可以申报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三）具有重要的游览、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景观独特，规模较大，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完善，在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可以申报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第七条　风景名胜区经批准机关公布后，应当依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建设、管理、利用和保护等工作。其具体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风景名胜区规划；
　　（三）保护风景名胜资源及其生态环境；
　　（四）组织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五）建设、维护和管理风景名胜区配套设施；
　　（六）制定风景名胜区的公共规则，负责风景名胜区内环境卫生、商业和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七）负责风景名胜区内的安全工作，定期检查风景名胜区内的安全设施，保障游人的人身安全；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和县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风景名胜区的风景名胜资源或者其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具备该等级风景名胜区条件的，应当降低该风景名胜区的等级；已不具备风景名胜区条件的，应当撤销该风景名胜区。
　　降低风景名胜区等级和撤销风景名胜区，由批准公布该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公布。
　　第九条　风景名胜区内或者其周边有重大的风景名胜资源发现，或者原有的风景名胜资源价值经重新评估，具备上等级风景名胜区资源条件，其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作相应改善的，可以重新申请划定风景名胜区范围和提高风景名胜区的等级。
　　
第三章　规划和建设
　　第十条　风景名胜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制定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当包括风景名胜区的现状、性质、范围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功能分区，保护和开发风景名胜资源的措施，景区环境容量预测，配套设施的统筹安排，投资与效益的估算和各项专业规划等内容。
　　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应当按照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详细规划必须包括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的具体方案、资源和景观的具体保护措施、建设控制指标、建设项目的选址安排、重大建设项目的景观设计方案等内容。
　　第十一条　制定风景名胜区规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保护和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的法律、法规，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远期与近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二）保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风貌，维护生态平衡；
　　（三）风景名胜区的建设规模和开发程度、各项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为长远发展留有余地；
　　（四）科学评价名胜资源的特点和价值，突出风景名胜区的特色；
　　（五）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当与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等相协调。
　　第十二条　编制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进行。
　　第十三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一）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提请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其详细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主管部门批准。
　　（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详细规划由市、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市县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由市、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主管部门备案；其详细规划由市、县主管部门批准。
　　市、县人民政府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批准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前，应当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第十四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按照程序报请批准机关批准前，应当广泛征求有关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风景名胜区内有关单位的意见，组织专家和学者进行论证。
　　第十五条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经批准生效后六十日内，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将其主要内容公布。
　　第十六条　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生效的风景名胜区规划。对规划作局部调整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备案；因风景名胜区性质、规模发生变化而改变规划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七条 风景名胜区应当按照批准的规划进行建设。建设项目的布局、高度、体量、造型、风格和色调应当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
　　第十八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竣工后，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在风景名胜区进行施工，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植被、水体，并在工程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植被。
　　
第四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重要景点应当划定保护范围；在该范围内不得修建旅馆、饭店等设施。
　　第二十一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沿划定的风景名胜区范围和外围保护地带设立界标，明确具体界区。
　　第二十二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古建筑、古园林、历史遗迹、古树名木等进行调查登记，设立保护标志。
　　第二十三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采集物种标本、野生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同意，并在指定地点限量采集。
　　第二十四条　禁止侵占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开发区、度假区、医院、工矿企业、仓库、货场。
　　禁止破坏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古迹和景物景观。
　　禁止向风景名胜区排放超标准污水、废气、噪声及倾倒固体废弃物。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挖砂、采石、取土；
　　（二）开荒、围垦、填塘和建坟；
　　（三）捕捉、伤害野生动物；
　　（四）在景物和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
　　（五）砍伐古树名木；
　　（六）乱扔废弃物；攀折树、竹、花、草；在禁火区吸烟、生火；
　　（七）设置和张贴广告，占道和在主要景点摆卖。
　　第二十六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游客和其他人员，应当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爱护区内各项公共设施，维护区内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遵守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内的林木；因景区建设、林木更新抚育和景观及安全需要砍伐的，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同意，报林业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应当建立、健全防火组织，完善防火设施。
　　第二十九条　在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地带内不得建设影响风景名胜区景观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
　　第三十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风景名胜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风景名胜区内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指定的地点进行经营活动。
　　第三十一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风景名胜区档案制度，对风景名胜区的历史沿革、资源状况、范围界限、生态环境、各项设施和建设活动等基本情况及有关资料，应当整理归档，妥善保存。
　　第三十二条　风景名胜资源按国家规定实行有偿使用。在风景名胜区内合理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交纳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费，该项收费应当用于风景名胜区内的风景名胜资源的维护。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自行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消除影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施工的，主管部门当责令其改正，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进行建设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采集物种标本、野生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采集，给予警告，没收其采集的物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侵占风景名胜区土地的，由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设立开发区、度假区、医院、工矿企业、仓库、货场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迁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破坏文物古迹和景物景观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赔偿损失，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六）项规定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可以处以二十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二）、（三）、（五）、（七）项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赔偿损失，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主管部门、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具体行政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具体行政决定的，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主管部门、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