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立法探讨

应松年/刘莘

我国行政处罚的现状是软与滥两者同时存在，立法指导思想应为既要加强处罚力度，又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宪法确定的精神解决处罚的设定权；行政处罚立法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核心是依法处罚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我国应该建立行政刑罚制度，这将是解决目前行政处罚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建立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
一、中国，行政处罚的大国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有数的行政处罚大国。行政处罚几乎涉及行政管理各个领域，包括公安、交通、卫生、经济、文教等；绝大部分行政机关都取得了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达数百种。以北京市为例，１９９１年北京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处罚达８００多万次，警告拘留违法行为人５９．９万人次，罚款９０００多万元。全国每年的罚款数额更为可观，达数十亿元。行政处罚已成为我国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正在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政处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近几年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行政法律法规已有相当数量，但规定行政处罚的却很少。对违法行为的惩戒或处理，多采用行政处分或其它行政处理手段。这是很自然的。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事业单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内部隶属关系；其次，当时对法律的认识，也与现在有相当差距。那时依靠的是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号召，毋需以处罚、强制作为后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事业单位日益成为独立的主体，私人也开始拥有相对独立于社会、国家的经济利益，政府就不能不越来越依靠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和社会。行政处罚应运而得以发展。从８０年代、特别是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法律法规都有了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时至今日，几乎凡是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无一不有着处罚的规定。

既要加强处罚力度，又要制止违法处罚。法律法规的这一变化，反映了实践对法律责任制度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带来经济的活跃与繁荣，也必然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相应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还来不及建立，旧的许多规则又难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损害或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影响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违法现象也必然大量增加。执法者的注意力就很自然地转向更多地采用行之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行政处罚。毋庸讳言，行政处罚大国源于行政违法现象的普遍存在。制止违法行为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迅猛发展的巨大动因。

但是，事物发展的另一方面，是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庞大，加上各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在行政处罚领域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执法者的违法现象。因而使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使国家、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的普遍性及严重性，要求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执法者违法行为的广泛与严重，则要求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反映出社会的迫切需求：加强对我国国情和行政处罚制度的理论研究，早日制定一部适合中国情况的能同时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行政处罚法。
二、行政处罚的性质与设定权

国内对行政处罚的表述似大同小异，一般表述为：“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①Ａ有些著作则在“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后加上进一步的限定：“尚未构成犯罪”②Ａ。其共同点是：第一，强调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特定国家行政机关。有些再加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强调被处罚的行为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第三，强调行政处罚属于行政制裁范畴。第四，就被处罚的行为而言，有些强调了“尚未构成犯罪”，有些未予指明。但其实，有些作者对此并未予以深究，因而在不同的著作中，有时强调有时则忽略不计③Ａ。现在看来，“尚未构成犯罪”关系重大，容后论述。
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
世界各国在行政处罚制度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实施处罚的主体，有的国家就并非行政机关所专有，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世界各国都认为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说违反行政义务所实施的行政制裁。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惩罚。法律的核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行政处罚的本质，也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罚款，就是合法地使违法人的财产权受到损失。或者说，使违法人承担一项新的义务，罚款就是使违法人承担金钱给付的义务。由于后一义务是因违法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而引起的，因而可称之为新的义务。④Ａ

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通过处罚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从而使违法者吸取教训，杜绝重犯。因此，可以说，处罚施于违法者的不利后果，应大于违法行为对社会或个人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否则将难以达到处罚的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行政处罚实施处罚的主体即特定行政机关来说，也同样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对违反法定义务人予以处罚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同时又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予以处罚，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构成行政失职。与滥罚一样，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职权与公民的权利不能混同。职权必须履行，不能放弃，因而它同时就是职责。
既然行政处罚的本质是权利义务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设定权指通过立法规定出现何种情况、在何种条件下应予何种处罚的权力。不能把这种权力与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是将法律的这种设定落实的权力。一般地说，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应该分离，不能由同一国家机关行使，这应是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实施处罚的机关自己可以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实施何种处罚，就可能导致处罚权不受约束，而且可能造成某些行政机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行政处罚权，追求部门利益，同时尽量减少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违背行政法治原则的。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关的统一规定，我国在行政处罚设定权方面，情况还相当混乱。当前“乱处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设定权的混乱引起的。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于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纷纷自设处罚权。这是将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与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混为一谈，有的则是将行政管理权与处罚设定权等同起来。加之罚没制度的某些不完善，使处罚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乱处罚当然成为不可避免。对行政处罚设定权加以界定，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乱处罚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在影响公民权利义务方面作出规定的，应该说，只能是法定的有权机关。这实际上也是世界通例。尤其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处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享有设定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到今天，这一原则绝对不能动摇。至于针对行为能力、财产与声誉的处罚，应该允许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享有设定权。

规章有无处罚设定权或有多大设定权，可能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由于我国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数量众多，自己制定自己据以执行。而目前设定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又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规章。因此，很多同志主张规章不能设定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从实践上看，为使行政处罚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规章不应有太多的处罚设定权，但在法律法规或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规章可以按授权的范围设定处罚。由于除了法律法规授权外，有规章制定权的政府经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可以通过规章设定处罚，所以地方规章在处罚的设定权方面将比部门规章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也比较符合我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三、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１．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包含几层含义：首先，处罚法定原则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予处罚时，才能受到处罚。只要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就不能给予处罚。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出于同一精神。处罚法定原则是法治主义的必然要求。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作为私人的公民都可为之，不受法律追究。它反映了公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与凡是未经法律授权，政府都不得为之的原则是相对称的。在现代社会，这些原则构成了公民自由和自身安全感的基础，使得公民能在法律保护下放心大胆地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从而使国家充满活力。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法律要让公民能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公民不能明确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法律对这种合法性的保护，终日处于惶惶不安、畏首畏尾之中，不知何时何地将有什么处罚或刑罚降临头上，还有什么积极性、创造性乃至市场经济的活力可言！

当然，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是否应象处罚设定权与实施权一样分离，还需讨论。处罚与管理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一般不应分离。但某些行政部门，由于性质上的特殊性，经法律规定，也可分离，至于西方有些国家将调查与处罚相分离的作法，有其科学合理之处，可以借鉴。

其次，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的范畴、种类、幅度以及程序，都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依法实施。“可以处罚”，“可以罚款”之类的笼统规定，以及在处罚时任意变更范围、种类、幅度和程序的作法，都不符合处罚法定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与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并不矛盾。在我国，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处罚范围、种类、幅度以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作出裁决的权力。如治安管理处罚，行政机关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在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罚款在１－２００元，拘留在１－１５日的幅度内进行选择。脱离有关种类与幅度规定的处罚，是违法的。笔者倾向于对自由裁量权作狭义解释，不能认为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内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

当然，即使在自由裁量的范围以内，也有一个合理、适当与否的问题。对合理的良好掌握，反映出执法者的素质和水平。正因如此，法律法规在规定自由裁量权时，应该尽可能避免过粗过宽规定。规定可以罚款，是有种类无幅度；罚款２０元至３万元，虽有幅度但失之过宽，这些都不利于行政机关恰到好处地掌握合理性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还意味着处罚机关必须是法定有权机关。只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有实施处罚权的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行为。处罚的机关是特定的。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实施法定内容的处罚，如公安机关只能作治安管理处罚，而不能作工商行政管理处罚。目前，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处罚的情况还时有所闻，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委托某些组织或个人进行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对直接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事项如处罚，以不委托为好。

２．“从轻从旧”原则，这也是行政处罚的重要原则。①Ｂ所谓从轻从旧，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新的法律实行以前的行为，如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当时的法律；第二，当时的法律和新的法律都认为是违法，但规定不同处罚的，依照当时的法律给予处罚。但如果新的法律不认为是违法或处罚较轻的，依照新的法律。所以从轻从旧，“从轻”是主要的，“从旧”要服从于“从轻”。但“从旧”并非可有可无，“从旧”是从不溯及既往引发来的。

铁道部


铁道部关于公布《铁路运输
　企业“管直”方案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　铁财（１９９４）６１号）


各铁路局、广铁（集团）公司：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运输企业积极性，部经研究决定，在全路运输企业推行“管内归己、直通分配”的运输收入分配办法。现将《铁路运输企业“管直”方案实施办法（试行）》予以公布，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试行，试行过程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部。
　　与本办法有关的清算具体问题和会计处理事项由部财务司制定；有关宏观调控措施，部将另文公布。

附：　　　 铁路运输企业“管直”方案实施办法（试行）


　　为了适应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根据目前的运价管理体制和企业结构形式，部决定从一九九四年起在全路运输企业实行“管内归己、直通分配”的运输收入分配办法。
　　“管直”方案的实施，将改变多年来运输企业收入分配以各局支出为主要依据的作法，各铁路局（含集团公司，下同）的清算收入将主要与运量（分开管内和直通）挂钩，从而避免各局之间攀比支出增长，加大铁路局管理成本的责任。
　　“管直”方案包括收入清算、成本控制、利税分配、资金缴拨四个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环节，此外，为了保证全路统一目标的实现，还必须有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具体规定如下：


　　一、运输收入的清算
　　（一）管内收入与直通收入的统计
　　１、参加清算的运输收入范围及划分
　　本办法中所提到的运输收入，指客货运输收入，不包括保价收入和建设基金收入。运输收入中扣除部规定按单项办法核算的收入外为参加“管直”清算的收入。
　　“管内”运输收入与“直通”运输收入的列报按照部有关规定进行划分。
　　２、“管内运输”与“直通运输”工作量统计和确认
　　发生在一个铁路局管内，不经过他局线路所完成的各种运输均属于管内运输；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铁路局所完成的各种运输均属于直通运输。
　　“管内运输”与“直通运输”工作量的确认按统计部门的正式报表统计。旅客周转量以《客报二》为准（车上补票收入列担当局管内收入，工作量不再统计），行包周转量以《客报七》为准，货物周转量以《货报十二》为准。
　　（二）清算收入的计算
　　１、管内收入的清算
　　凡属于铁路局的管内运输收入，按实际发生额全额清算。
　　２、直通收入的清算
　　直通清算实行全路统一单价，单价水平根据全路的直通收入额和直通周转量分客运、行包、货运分别制定，每年按计划测算后公布，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出现较大偏差时，年度将不再调整。
　　各铁路局的直通收入按以下公式计算：
　　直通客运收入＝本局实际完成的直通旅客周转量×当年客运直通单价
　　直通行包收入＝本局实际完成的直通行包周转量×当年行包直通单价
　　直通货运收入＝本局实际完成的直通货物周转量×当年货运直通单价
　　３、“调节收入”的计算
　　为了调节局间不平衡和支付部集中负担的支出，各铁路局要按“管直”收入的一定比例向部上交“调节收入”。“调节收入”按如下公式计算：
　　调节收入＝（管内运输收入＋直通清算收入）×调节收入率
　　调节收入率根据全路的的收入、支出情况每年测算后公布；实际执行中可根据运输情况的变化，管内和直通实行不同的或统一的调节收入率。
　　４、清算收入的计算
　　各铁路局的清算收入按以下公式计算：
　　清算收入＝管内运输收入＋直通清算收入－调节收入＋其他应得收入
　　其中，其他应得收入是指调节收入的再分配所得、宏观调控奖罚的清算收入和按单项规定分配的各种收入，具体项目和办法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公布后执行。


　　二、成本的控制
　　铁道部每年根据全路及各局运输生产任务和财务状况，按照实际需要和资金可能，综合平衡，统筹安排，确定全路及各局的成本控制目标。各铁路局要通过强化成本管理、挖潜降耗，按成本目标分级责任制要求，将全局成本目标分解下达。铁路局、分局要加强对站段成本计划管理，严格按计划（预算）执行，努力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
　　为了加强成本控制的力度，使企业更加注重成本管理，控制成本增长，在铁路局“工效”挂钩办法中，增加工资与成本控制挂钩的内容。另外，部将通过资金的宏观调控来控制铁路局的成本支出。


　　三、利税的分配
　　各铁路局按清算收入和国家规定的比例（即：营业税：３％、城建税：０．１５％、教育费附加：０．０９％）上缴营业税及附加；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计税利润３３％向铁道部上交所得税；税后利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四、资金缴拨
　　实行“管直”方案以后，各铁路局的进款收入，首先必须保证建设基金和保价收入的全额上缴。在向部上缴以上两项款项后，再按下列方法计算运输收入的缴部资金：
　　１、按国家规定的税率计算的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应交部的所得税；
　　３、国家及部规定的其他应缴收入；
　　４、运输收入与清算收入的差额。
　　以上各项分别计算加总后，如果合计数为负数，由部考虑调节。
　　年初由部下达缴部资金计划，每季清算一次。
　　为了与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相衔接，１９９４年暂维持目前的资金抵拨办法，但将严格抵拨制度，确保资金上缴。


　　五、宏观调控措施
　　为了确保“管直”方案的顺利实施，铁道部将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１、确保运输组织的统一指挥
　　①采取加大限制口排空和装车去向对清算收入的奖罚力度，确保运输组织的统一指挥。
　　②加大对分界口交接车考核的奖罚力度，保证运输畅通。
　　２、确保生产设备的良好状况
　　①制订主要设备的完好状况指标，采取考核主要设备完好率对清算收入进行奖罚；
　　②制订措施控制支出结构，考核直接生产费占运输总支出的比重。
　　３、确保运输收入目标的实现
　　按运输进款收入目标进行考核，对于完成和超额完成目标计划的铁路局给予适当奖励。
　　４、确保支出目标的控制
　　①实行“工效挂钩”控制成本的措施；
　　②通过资金缴拨控制成本。
　　５、确保原始资料的完整准确
　　①严肃统计纪律，加强对统计资料的监督检查，制订措施对弄虚作假者加重处罚；
　　②加强对运输收入的稽查，对于违法乱纪现象要追究直接责任者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③严格运输进款报缴制度，强化资金抵拨纪律，对于不按制度报缴、抵拨运输收入者予以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