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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哪一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
　 -----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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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研究的案件】

刘某某居住的房屋系其父亲早年分配的公有住房，刘某于1990年居住讼争房屋，刘某的女儿一出生就住在此房，一家人持续居住至今，户籍也在此房，本市内没有其他住房，无固定收入，无力购置房产。2012年3月，刘某的继母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一家人腾房，刘某不同意，自己认为涉案房屋房改时出资购买，虽然产权登记在刘某继母的名下，但刘某享有法定权利。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刘某未提交充分证据”为由判决限期腾房，刘某及未成年女儿提出上诉，认为（2012）民初字第10446号民事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裁判结果违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二）（三）项规定撤销改判，被上诉人的腾房主张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予驳回。
　
　李某一家现居住的西城区房屋，原系区政府的直管公房，是拆迁胡同危改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政府对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与李某的父亲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第二条明确李某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此房建成后李某与李父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李某出资五万多元以李父名义回购了此房。
　2010年1月20日，李某之母去世，李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李某相应的继承份额。
　2012年4月李某的继父起诉李某，要求返还原物，搬出房屋，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及其未成年女儿于判决生效后四十天内搬出房屋。

【该不该腾房的法理辩析】

　物权法虽然规定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但并未规定的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未将共同居住人的居住行为列为对所有权人的侵害情形。在此情况下，很难通过逻辑三段论的推理，直接推断出所有权人有权让同住人腾房。此类案件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自由是否不受任何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权的绝对性问题。
　遇到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意思自治”与“居住权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法官在裁判时通过价值判断予以确定该保护那一方的利益，如果仅从保护物权的绝对性出发，可能课以居住人更大的风险，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反之，如果从保护共居人的角度出发，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如何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要在价值取向上做出取舍，如果要保护某种利益，则可能使另一种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优先保护某种利益，将会使另一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害，这种取舍就涉及到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权高于使用权为由，就直接得出腾房的结论，价值判断是司法艺术的体现，司法者适用法律，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性活动。简单地根据产权登记情况确定房产的归属，不必考虑共同人是否有房居住的问题，这种做法看起来于法有据，但结果可能造成对共居人的不公，之所以会出现对共居人的不公问题，就是因为法官简单地根据登记来确权，并没有考虑对共居人利益的保护。
　一件争议进入诉讼，审判者首先要确定的是争议案件究竟涉及哪些利益？针对这些实际发生的利益冲突，确定不同的利益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兼顾，对一方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对违法一方利益的剥夺。在利益衡量中，法官常常要考虑相对的是何种利益？何种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何种利益应当受到损失？哪些利益应当得到兼顾？应该优先保护哪种利益？将哪种利益放在后面考虑？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实际上都是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实现公正的裁判结果。
　法律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对自由作出限制，以实现公平、财产安全和人生安全的保护。在许多情况下，人生安全的保护被置于最高位阶，为了对其保护可以牺牲其他利益，对财产的保护很多情况下要屈从于对人身安全利益的保护，强调立法中应当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身利益优先保护，是因为人身利益是基本人权，人获得财产是为了实现人身价值，人身利益应当优先于财产利益得到保护，否则对财产利益的保护就失去了意义，财产是手段，而人身是目的，是根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将个人的福祉和尊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而非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以人为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法治社会应当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基于房改房政策确定同住人权益】

　　　公有住房对象源于国务院关于房改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是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一审法院依照产权所有人的意愿裁判已购公有住房腾房，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出现登记人擅自出售或拒绝同住人居住，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是违背基本人权原则的，极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上述案件一审裁判展示的司法价值理念根本错误，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72条、第78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88条；《物权法》第93条、第95条、第103条、第104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已购公有住房的产权人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同住人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家人的保障性住房，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本案主要考查产权人是否有权随意责令同住人腾房的问题，并非不加区分地以具备搬迁条件就必须搬离。同住人对涉案房屋有权占有，并未构成对产权人权属的妨害，根据1991年版拆迁条例第30条，《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7条1款、第28条规定，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人予以安置，可以按照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状况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当时的法规规定了房屋使用人不仅是被拆迁人，从当年拆迁安置面积增加充分说明房屋的安置与房屋使用人具有密切联系。
　　　因为家庭成员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发生纠纷，搬离房屋或在北京让他们另行解决居住问题，已经不是同住人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国家有关拆迁安置法律法规的本意，不符合情理。

【法律是“善”和“平衡”的艺术】
　
　上述两个判决主要从《物权法》角度考虑，保护了所有人行使产权的自由。依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制保护，这样的法理规定本身没有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当物权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原则进行裁判，而不是机械僵化地适用法律。
　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没有受到概念法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裁判行为，有些裁判者常常有着摆脱法律的冲动，不想受法律的约束，任意违背法律条文和精神进行法律适用。当下，要保证严格执法实现公平正义，法官不能随意超越法律，应当尽可能发现立法者作出的利益衡量。
　类似上述案件的情况，主要涉及到民法规范的适用，我们说，了解民法，不仅要了解民法规范，还要了解规范背后的价值体系；适用法律不仅适用法律条文，还要适用法律背后的价值标准；认识民法体系，不仅应当认识民法的外在体系，即规范体系本身，还应当深透了解民法的内在体系，它是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之间的实质联系。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合同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行使自由等。传统民法中大有“重财轻人”的倾向，但是，现代民法中“意思自治”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物权行使自由”与“生命健康权、居住生存权”发生冲突时，常常表现出优先保护生命健康权及居住生存权的趋势。
　世界许多国家法律都禁止处分生命健康权，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处分行为，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为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有其特定含义，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涉案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所有权人可以享受所有权，但其行使权能的自由受到限制，不应剥夺同住人在此居住的权利，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立法者确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价值判断就是以某一选定标准衡量人、事件和状态等，价值判断是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判断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利益，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所体现的、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和属性，通常指某一特定客体对特定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法律规范中充满了价值判断，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为目的，并对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作出评价。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以特定价值作为标准去裁判争议个案，运用特定的价值观念认定事实、选择与解释法律，并最终作出裁判过程。价值判断大多属于应然判断，强调法律规范应追求怎样的目标，要求判断者秉持妥当的价值立场去解决诉争利益。
　正确的价值判断会使裁判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而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出现所谓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公的局面，不少判决从表面上看，对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裁判依据也是充分的，但其结论却明显有悖于人们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价值判断错误造成的。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法律规范的缺失，或者面临多种可适用法律规范可供选择，此时，法官应当发挥价值判断能力，寻找适用案件的裁判规则，正确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保证裁判结论公正的重要因素，价值取向不同，法官面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在离婚案件中，如果秉持优先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价值取向，则可能要优先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即使房产登记在男方的名下，如果女方在离婚后无房可住，那么法官也要考虑保护女方的居住权。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的事实本身是很清晰的，而法律确立的规则也是非常清晰的，甚至没有给裁判者留下过大的解释空间，裁判者进行价值判断，不应当以直觉或简单的经验为基础，应当以法律理由为基础，这是法治作为理由之治的要求。许多裁判者在判决中往往运用正义、公平、平等原则直接得出裁判结论，毫无疑问，这些价值都应当是裁判者追求的，但是，正义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在个案中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正义价值的关系如何，这些都需要裁判者说理论证，即便有个别法官不赞成立法者在该条所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直接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对案件争议予以裁判。
　严格的说，在民法上价值冲突是不存在的，因为立法者对于价值冲突已经做了选择，所以不需要司法者再次对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冲突进行选择。在产权人要求同住人腾房的案件中，就涉及到价值选择问题，一方面是个人行使所有权自由意志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居住权的保障，就财产利益而言，面临如何确定和选择的问题。
　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每一种价值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而利益的冲突直接表现为价值冲突，立法者对利益纷争的态度，蕴含着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追求，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比较抽象，通过价值判断，用外化的利益衡量就会更为具体，在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裁判者应当发现价值背后隐藏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寻找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
　“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规定，就是在所有权与居住权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间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租赁期限内，房屋出租人转让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剥夺承租人为其亲友提供住宿的权利，有关合同必须尊重承租人的家庭生活权利，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同居者的生存利益，合同法第234条规定的保护对象更宽泛，不限于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且包括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生活发展迅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在发生各种急剧变化，尤其是正处在转型期阶段，要求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面对各利复杂案件，应当努力通过价值判断来回应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价值判断产生于利益冲突，法官所做的就是对冲突利益背后的价值取向作出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因此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和法律适用者所要从事的就是在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妥当选择，例如《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反映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确认了交易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原财产权人的利益，再如《物权法》中相邻关系制度也是协调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价值判断的规则，不动产一方应当顾及另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漠视他人的利益，这也体现了法律在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作出了选择。
　公平正义是法律上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一切法律追求的价值，是法律的精髓和灵魂，我国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是所有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而且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正义体现了某种秩序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普适性秩序的需要，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为目的，必然以正义作为其基本价值。任何具体的法律秩序都是立法者肯定的通过规范落实和巩固的价值秩序为基础，裁判者不能依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立法者通常在立法时都要作价值判断，协调利益冲突。法官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应当充分考虑价值位阶规则，在具体个案中，不能从这些规则出发机械地运用，要结合个案的具体场景来确定，就个案来说，其涉及的价值冲突可能并非仅仅是单纯的两种价值的冲突，可能是数个价值之间复杂的冲突，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对冲突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衡量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在利益衡量中对各种具体类型的利益轻重比例权衡，依照特定价值取向作出，在具体的个案中，有时无法确定冲突价值之间的优先顺序，或者按照通常理解的优先顺位处理案件不合理，这种情况下就不宜采取价值位阶的方式来解决个案，应将价值还原为利益，通过具体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如何进行裁判。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每一个裁判者的经验、判断方式、方法等因素不完全相同，将滋长产权人无条件赶撵共同人等不良风气。
　本案还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优先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民法都确认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规则，即便是为了保护物权，也不能牺牲未成年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的利益位阶甚至可以高于物权或交易安全。价值判断就是要依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确定应当受到保护或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价值判断旨在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妥当的判断依据。
　简单的司法三段论难以实现裁判的公平正义，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只是按照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而不进行价值判断，则必然导致机械司法，难以真正实现法律的体现的公平正义价值。
虚拟世界商务交往中的法律问题
----------试述电子商务中对于合同法律的适用及电子证据的采集

作者: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 金湘 律师


现实社会中的商务交往，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利用合同确立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大多数通过书面形式签订合同，随着网络的发展，现代社会商务交往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这种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进行交易，随之而来的商务纠纷也多了起来。
那么这种虚拟世界的商事交往是否能够完全依据现实的合同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网络商务合同引起纠纷的案件。这起案件引起了业内同行的重视，同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虚拟世界的商务交往对现实合同法律规范的适用。此类案件的数量近几年来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电子商务发达的其他国家均渐程上升趋势。
此案的情况是这样的：河北省的焦先生于2003年4月份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某公司网站的标准型虚拟主机，用于其个人网站的建设，并于同年的7、8月间投放了该公司的BANNER广告，成为该公司的网络广告用户。该公司在网站上公布了与广告用户的合作规则，该规则规定只要通过用户（焦先生）的网站点击BANNER图片或LOGO，在24小时内点击2次则为有效点击，系统将为用户以每次0.1元计费,每季度该系统自动结算一次,并可将现金汇到用户指定的帐户上,或者到用户次年续费时抵扣。2003年底，焦先生从公司的网站上查询到当年的广告用户登录收益为215元，于是其要求公司将这笔费用转入其2004年的续费中，当时公司表示完全同意。但当焦先生于2004年3月,为了购买虚拟主机续费时,对方公司不仅不提供焦先生2003年在该网站的收益具体数额的记录,而且当客户再次登录广告用户页面时也无法查到去年的收益额记录。经过焦先生向公司多次催要，该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为此焦先生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焦先生与被告某网络公司通过电子合同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双方的合同关系,合同一经双方确认,即受法律约束,双方均应依据合同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而被告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应属于违约行为，故判定其应承担违约责任。
这起案件是否可直接适用合同法，确认合同成立，同时确认合同成立的相关证据如何采集，现阶段的法律是否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调整，成为了本案及相关案件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应确定合同已经成立,方可根据合同内容确定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事实及合同内容寻找合同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或侵权的事实。而本案中，双方并没有明确的合同文本，也没有往来的电子邮件。这就为正确解决纠纷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题。没有合同就难以确定双方的合同关系，更确定不了哪一方存在违约的情形，如果真的无法确认,可能会出现根本无法立案的后果，如果无法将案件提交到法院，也就意味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案，这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难以维护。而上述问题在现在的合同法中并无非常明确的规定，为了能够依据现有的法律解决此案，就必须要对现有合同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应更透彻地了解本案的特点。
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说从未某面，只是通过网络双方才有了交往的机会，通过网络双方才有了达成合同意项的可能性。这就使该合同在成立时间和方式具备与传统合同相区别的特点。我们应将此类合同定义为电子合同，电子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或电子邮件而拟定的合同，即达成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其实现过程就是用户将有关数据从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传送到有关交易方的计算机方信息系统的过程。因此，为了能正确解决此类纠纷就要正确理解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成立的要约及承诺的过程，而不能死板的认为合同成立一定要有书面签字确认。也就是说要想确认合同关系成立只要有了要约承诺的过程即可确立合同关系成立。而且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签订合同可以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数据电文也可以通过要约承诺来确定合同成立，其中承诺生效的时间也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有关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指定的特定系统的时间。
结合法律规定及本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的合同确立并不以简单的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合同文本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是某公司作为要约方将自己的意思表示写在一份活动规则中，向所有他的网络客户发出，这种行为在法律中应视要约邀请，他的所有网络客户在见到这份活动规则，只需要在活动规则下方的同意一栏进行点击，并填写相关个人资历料，点击发送，均可成为合同的要约方，而当等到公司对此要约方发回用户密码,即表明已对合同进行了有效承诺,合同即为成立。
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我们将现阶段合同法与现代化商事交往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适用现实合同法对此案进行了相应调整。
那么是否就此说明现实合同法完全能够调整类似的电子商务纠纷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虽然我们认可了电子商务合同纠纷可以适用现行合同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仍存在现行合同法没有详细规定的问题，使其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空缺。如我国合同法中虽规定了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特定系统的时间为到达时间，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但对具体“何时为进入特定系统，在何地进入特定系统”并未明确规定。这就为解决合同在何时生效及到双方发生纠纷应如何确定诉讼管辖设制了法律上的障碍。
为解决电子合同可能出现的诉讼管辖问题，现代世界通行的两大法系就有两种不同观点，大陆法系采取“到达主义”即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相反，英美法系则采用“邮箱规则”，即以投入邮箱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我国《合同法》接受了大陆法系的“到达主议”，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法》第2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而该款规定的具体内容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但这些规定却未指明数据电文的范围和计算机系统的范围。应该说这种规定已经比传统的合同法有了很大进步。然而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另外，我国《合同法》也没有对电子合同的地点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电子商务合同的相关问题可以参考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有关规定，其详细的规定了收到和发出数据电文的时间地点：
1、除非发端人和收件人另有协议，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他进入发端人或者代表发端人发送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
2、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按以下的办法确定：
A: 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
（1） 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或
（2） 如数据电文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B: 收件人并未收到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3、即使设置信息系统的地点不同于根据第四款规定所视为的收到的数据电文的地点，第2款的规定仍然适用。
4、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为其收到地点。就本款的目的而言
（1）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以基础交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地为准，又如果
（2） 并无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的营业地为准。
（3）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上述这些规定正是电子商务交往所应遵循的规范，在现代电子商务交易中如果适当的适用这些规范，将使其商务活动更加规范化，法制化。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证据收集也与传统合同纠纷案件有所不同，特别是此类案件在取证存在着法律和事实上的困难。因为此案相关证据均留存在相关网页上，然而网页又几乎是所有证据载体中最容易更改的一种，网络公司控制着有关网页的后台，随时可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改，如果不及时保全相应网页，将可能导致没有任何证据的后果，就象本案的立案之初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网络公司有违约行为，但案件结果仍是违约方败诉告终。这正是由于对电子商务的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全程分析，并对每一个过程有可能留存的电子证据进行了保全，以确保相应证据不会因为对方公司的原因使证据灭失。因此，证据保全对于虚拟世界的合同纠纷显得尤其重要。
同时，我们在虚拟合同纠纷案件的证据采集手段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确保其合法有效。因为目前我国尚没有对电子证据采集手段的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甚至没有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也没有将其列为书证或视听资料的一种，这基本上导致了即使我们取得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可能被认为不是法定证据，而不被采纳，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们对这类案件显得无从下手。
然而我国现阶段法律对上述问题并不是没有一点办法，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和实务采取一些变通的处理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电子证据是合法有效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只能将其形式进行一些变化，如将可用的证据材料收集打印，使其记裁于书面，并向法院申请了证据保全，并在法官主持下记录下所有网上操作过程，并向对方出示，同时还有一些证据我们却实不能通过网络取得，只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证据明显由一方当事人掌握，但其拒不出示的，作出对其不利的判断”的规定进行诉讼。可以说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实在是无奈之举，但对于目前我国此类案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些较好的诉讼方案。但从长远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接受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的规定，其规定了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1、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 2、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能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不是原样为由。第11条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显示。如果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第12条同时规定：就一项数据电文的发端人和收件人之间而言，不得仅仅以意旨的声名或其他的称述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认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可见，联合国《电子商务法》在较大程度上承认了数据电文的证据力，基本上是按照直接证据对待的。如果我国将上述规范引入到我国的合同法律规范中来将更加有助于我国处理日益增多的电子商务合同纠纷案件。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合同是一种新兴的合同形式，有合同也就会因合同引发纠纷，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仅就目前我国的《合同法》来说，虽对合同关系进行了一个较为普遍性的规定，但仍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电子商务合同纠纷所出现的一些复杂问题，其在许多方面还未能全面具体的规定，为此，我们在有效的适用现行法律的同时，更加期待我国的合同法能尽早引进国际上的相关规范，并颁布适合我国的电子商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