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再再审”奇案看再审制度的缺陷

杨涛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最终以该案被告一香港独资房地产公司败诉告终。而该公司并未放弃，仍然要继续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武汉达富公司与该市江夏区金口镇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经贸市场协议，约定经贸市场规划占地22亩，资金全部由达富公司投入，镇政府承办一切施工手续。之后湖北穗丰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因以前与达富公司有过多次合作，又与之口头协商，约定经贸市场的资金全部由穗丰公司投入，工程盈亏全部由穗丰公司承担，经贸市场建成后，达富公司收取利润的10％。后工程因故停工、亏损，穗丰公司将达富公司告上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要求其“返还借贷本息900余万元”，江岸区法院一审判决达富公司败诉，理由是“合同无效”，达富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基本维持原判。1999年5月，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次提起抗诉，认为“合同有效”，武汉市中院经再审认定原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达富公司胜诉。但达富公司拿到判决书的第3天，武汉市中院打来电话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2001年3月，武汉市中院“再再审”，达富再次败诉。2001年8月，湖北省检察院提起第二次抗诉，抗诉内容与第一次抗诉内容基本相同，2004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再再审”，达富又一次败诉。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中院原副院长柯昌信与庭长高光发，共同收受穗丰公司总经理娄俊贿赂人民币1.5万元，并为该公司在与达富公司资金返还纠纷再审案上谋取利益，2004年3月，柯被判有期徒刑。
我们姑且不谈本案中存在的司法腐败的问题，一个案件，历时6年半，经历两次审理、两次抗诉、三次再审，本身就堪称世界之奇，这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司法判决要有权威性，判决就不能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就要有终结性、既判力，并且司法资源也是有限的，讲求效率，判决也不能无限制地被重审。因而，在西方国家，民事判决的稳定性极强，再审的提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提起的主体、理由、时间和次数等等都有明确的限制，以维护判决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司法判决基本上是没有既判力可言，终审的判决可以无期限、无限制地被推翻，判决的没有终结性，人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破坏。从这个“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也可见一斑。
首先，提起再审的主体毫无限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抗诉提起再审，甚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也可以自行提起再审。本案中，第一次再审的判决书墨迹未干，武汉市中院就表示要收回判决书，启动“再再审”程序。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违背了“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理，如此“再再审”作出的判决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其次，进行再审的主体是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本案中，终审判决是武汉市中院作出的，可是“再审”与“再再审”居然还是武汉市中院。让再审的法院审查自身的判决，这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法院是在“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再审维护公正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法官们的良知，而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他们，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再次，再审的理由没有什么必要的限制。我们看到，无论是武汉市中院提起的“再再审”，还是湖北省检察院抗诉引发的“再审”与“再再审”的理由，其实都是一审、二审中已经提到的理由，就是“合同是否有效”。对于这么一个法律问题，几次再审就是对这一理由反复颠覆，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对法律争议进行再审，恐怕所有的审判都永无宁日，法院的判决最终是一张废纸。
最后，再审也没有次数和时间限制。本案历时6年半，三次再审，再审的一次次被提起，法院的资源白白消耗不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败诉的达富公司是如此，胜诉的穗丰公司陪上了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相信也是难以承受。
因而，从这起“再再再审”的奇案，我们看到，对于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进行改造，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理由和时间、次数，构建“有限再审”迫在眉睫。但是，“有限再审”构建却也难以脱离中国现实的土壤和法治语境，在司法经常受到来自行政及其他外来势力的干扰及司法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今天，在人们看到程序正义的缺失因而对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感到深深疑惧的今天，“有限再审”也无法一枝奇葩，孤立地生存。我们希望在司法改革中，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良知的重塑与“有限再审”等具体制度的构建齐头并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浅谈当前农村民间纠纷的成因及化解

福建省大田县司法局太华司法所 范功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涉及到一些群众自身利益的纠纷比较突出，特别是农村民间纠纷问题日渐增多，若不能正确、及时地化解和调处，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群众集体上访，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甚至转化为民转刑案件，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正常发展。
一、农村民间纠纷的状况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财富生活得到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的深入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体现在：
1、民间纠纷日益增多
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农村中的地痞流氓、黑恶势力、争地盘、插手村务，制造的矛盾纠纷。同时，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但出现了车匪路霸，还有煤霸、矿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2、民间纠纷的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
以往的纠纷主体一般是公民、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纠纷的主体出现了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农村民间纠纷的领域逐渐扩大
原来的民间纠纷多出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房屋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农村的乱集资乱摊派、土地第二轮承包、土地征用、林权改革、生产经营性纠纷、资源开采利用、环境污染等纠纷。
二、民间纠纷增多的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调整步伐加快，村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社会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主要原因有：
1、农村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特别是边远山区，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2、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人人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干部工作方法方式简单粗暴，有的滥用职权，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欺压百姓。还有相当部分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淡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因此在村两委的选举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附和性，一些地方虽是通过“海选”选出的“领头雁”，往往是在农村势力大，宗族房头大的人当选，干起事来往往得不到人心。这些都会影响干群关系，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有待进一步转变。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复杂化，打官司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普遍不富裕，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农村如发生纠纷有关人员插手矛盾纠纷调处，使纠纷久拖不决，有的不了了之。现在农村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出了一个小纠纷，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即影响了干群关系，也是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5、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普法工作虽开展多年，但只流形式，走过场，只停留在刷标语、出墙报、法律咨询等，普法工作很难做到规范化、普及化，再者村民素质不一，很难一一普及。造成农村村民的普及程度很不平衡，有的村民对国家法律、法规漠不关心，认为学与不学、用法与不用法没有多大利害关系，遇到纠纷问题总是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按照农村旧风俗旧习惯来解决处理。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化解民间纠纷的对策
1、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针对农村因田边地角、山林、住宅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分析当前农民纠纷发展变化特征，探索新形势调解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快速反应纠纷信息网络和调控预防工作机制，尽量使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其次，要加强司法所、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力度。应充分发挥其职能，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调处民间纠纷要做到严格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不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禁止违法处理。第三，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如：由综治牵头，公安、司法、民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组成，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治安形势，及时排查、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实行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定时办结。
2、加大普法力度，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
要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规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深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讲话、法律讲座、学生带法回家、公批公判大会、文艺汇演等喜闻乐见方式，在农村中深入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遵法和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干群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
3、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并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对重大影响矛盾纠纷具体过问，帮助协调各部门关系，把调解矛盾纠纷落到人，做到定时汇报，定时结案。对矛盾纠纷处理不力，并造成重大影响的，应追究其责任人的责任。
4、加强制度建设，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各项配套建设，努力做到知情在先，工作在前，防患未然。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坚决防止因政策不当、工作不力引发影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各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工作制度，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责任和任务落实到部门、单位、人头加强调处矛盾的督办力度。另外，对基层政法部门配备的人员，要时常组织参加政治法律知识轮训，挑选政治素质高，思想过得硬，爱岗敬业，责任心强的优秀人员，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