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沪房管规范保[2012]20号


各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现将《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本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相关工作，满足本市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162号）、《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请条件和配租标准》（沪府办发〔2012〕9号）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的房源筹措、分配供应和租后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房源筹措与管理
第三条（房源筹措）
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房源（以下简称“廉租住房”）采取市和区（县）联合，以区（县）为主的方式筹措。市和区（县）政府指定机构或者住房保障机构根据住房保障规划、年度住房保障工作计划，通过以下途径筹措廉租住房：
（一）新建、配建、改建获得的住房；
（二）收购或者转化获得的住房；
（三）政府调配的住房；
（四）长期租赁社会机构和个人提供的住房;
（五）接受捐赠等其他途径获得的住房。
按照“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市政府指定机构建设筹措的廉租住房，由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按计划分配给各区（县）使用。
第四条（房源种类）
本市中心城区域和郊区（县）主城区域内建设筹措成本高、资源紧缺的廉租住房，只能作为租赁使用，不可作为转化出售。
经市和区（县）政府批准可转化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即经济适用住房，下同）出售的廉租住房（以下简称“可转化的廉租住房”），允许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在租赁居住满一定年限后，符合规定条件的，按照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供应相关政策，申请购买。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本区（县）的住房保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时将一定时期内各类廉租住房筹措和供应安排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住房使用）
廉租住房的使用不改变住房的产权归属。不属于区（县）政府指定机构或者住房保障机构所有的廉租住房，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在办理接收手续后使用。
廉租住房使用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房地产登记的专项注记手续。未按规定批准，经注记的廉租住房不得挪作他用。
廉租住房使用前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装修、检测和验收，装修后的廉租住房应当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廉租住房维修维护、设备安装、室内装修等相关费用纳入廉租住房筹措成本。
区（县）政府指定机构或者住房保障机构通过长期租赁等途径获得的廉租住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条第二款、第三款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轮候配租
第六条（申请条件的认定）
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的有关申请条件按照下列规定认定，其中住房优先供应家庭的全体成员还应当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
（一）老年夫妇，是指本市无子女且双方年龄均在60周岁以上的夫妇（含本市无子女的60周岁以上的单身人士）。
（二）残疾人员，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GB/T26341-2010）规定的残疾评定标准，持有本市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1～3级残疾人证明的人员；以及经人民解放军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或者经本市民政部门认可，持有1～4级残疾军人证明的人员。
（三）重大疾病患者，是指患有尿毒症透析、精神病、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肝炎、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冠状动脉旁路手术、颅内肿瘤手术疾病或者重大器官移植手术、主动脉手术疾病，并持有本市三等甲级医院病例证明的人员。
（四）完全丧失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人员，是指经相关管理部门认定的丧失相应劳动能力等级，并持有本市劳动部门出具《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证明书》的人员。
（五）烈属、因公牺牲人员家属，是指经省级及以上相关管理部门认定，并持有相应证书或证明的人员。
（六）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人员，是指经省（部）级及以上相关管理部门评定，并持有相应证书或证明的人员。
（七）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或者两次获得省（部）级“三八红旗手”称号人员，是指经省（部）级及以上相关管理部门评定，并持有相应证书或证明的人员。
（八）1966年底以前归国华侨，是指经相关管理部门认定，并持有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证明的人员。
（九）人数在2人以上（含2人）且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含5平方米）的家庭，是指共同申请人在2人以上（含2人）且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含5平方米）的家庭。
第七条（反馈配租方式的选择意见）
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单身申请人或者共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户”），通过审核登录后，应当在收到《配租方式征询单》后的15日内，向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反馈选择配租方式的书面意见，申请户可以在下述范围内选择其中一项：
（一）选择放弃实物配租、享受租金配租的，应当按照租金配租的有关规定办理配租手续，并在签订的租赁补贴协议期限内不得申请实物配租；
（二）选择实物配租轮候期间租金配租的，在轮候期间可以先按照租金配租有关规定办理配租手续，但在配租廉租住房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退出租金配租；
（三）选择直接轮候实物配租的，在选择3个月后，可以重新选择租金配租或者实物配租轮候期间租金配租。
申请户未按照以上规定反馈选择意见的，视为自愿放弃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其取得的登录证明自动作废。申请户自登录证明作废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廉租住房。
第八条（产生轮候次序）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对规定时限内经登录公告的申请户，分批次组织产生轮候次序的活动。根据申请户条件及其配租方式选择等情况，采取类别分组及公开摇号等方式确定申请户的轮候次序，每个申请户取得一个轮候序号。产生轮侯次序的具体办法另行制订。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在每批次产生轮候次序的活动现场，公布产生轮候次序的具体办法。
产生轮候次序活动可以邀请社会公信力代表、新闻媒体等进行监督，并由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将申请户轮候排序的结果在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网站和各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
第九条（公布当期供应的房源）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房源供应和申请户轮候排序等情况，定期组织选房活动；对排序在先的申请户，应当先组织选房。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在每期选房活动前，将可供选择的廉租住房相关信息，包括房源种类、地址、居住面积、租金标准等内容，以书面方式告知申请户，并在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网站和各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公告。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在选房前组织申请户至供应房源所在地现场看房，具体组织方式由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第十条（选房意愿表达）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在看房后、选房前书面征询申请户是否参加当期选房活动。申请户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区（县）住房保障机构书面确认是否参加当期选房活动。
申请户确认不参加或者未在规定时限内确认参加当期选房活动的，其取得的轮候序号作废，但可以按照本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参加下一批次申请户产生轮候次序的活动，再次取得轮候序号。在下一期房源供应时，申请户仍确认不参加或者未在规定时限内确认参加当期选房活动的，其再次取得的轮候序号和已取得的登录证明自动作废。申请户自登录证明作废之日起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廉租住房。
第十一条（组织选房）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组织确认参加选房的申请户进行选房，并在选房前向申请户发放书面选房通知。同时，应当组织平衡好每期选房活动的房源供应。
选房活动公开进行，申请户持身份证明、轮候排序证明和选房书面通知，按照轮候序号次序依次选房。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可以邀请社会公信力代表、新闻媒体等监督选房活动，并由公证机构对选房活动进行公证。
申请户选中住房后应当按照规定与区（县）住房保障机构签订《实物配租选房确认书》。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将选房结果在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网站和各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
第十二条（选房规定）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制订选房的具体办法，并在选房现场公布。申请户应当按照规定的选房办法实施选房。
根据供应房源的具体情况，配租面积较小的申请户可以自愿组合，选择共同租赁一套两居室及以上的住房。
根据选房面积标准的规定，每一申请户最多只能选择租赁一套廉租住房。
第十三条（签订合同）
申请户选定住房后，应当与区（县）政府指定机构或者住房保障机构等相关单位（即“出租人”）签订《上海市廉租实物配租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
第十四条（未正常选房的处理）
申请户确认参加选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县）住房保障机构注销其登录证明，其取得的轮候序号作废，并自注销登录证明之日起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廉租住房：
（一）未按照规定选定住房的；
（二）选房后未按照规定签订《实物配租选房确认书》的；
（三）选房后未按照规定签订租赁合同的；
（四）因自身原因，签订的租赁合同被解除的。
申请户确认参加选房，但因当期供应房源的房型套数有限等未能选定廉租住房的，其轮候序号不变，排列在下一批次房源供应所有申请户的轮候序号之前。
第十五条（租金标准确定）
通过新建、配建、改建、收购、转化、调配和受赠等途径筹措的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参照住房所在地市场租金的80％确定，住房所在地的市场租金，由实施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机构委托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产生。通过长期租赁等途径筹措的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可以按照租赁双方约定的方式产生。
具有二级及以上资质、业绩和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会同市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评议、审定后公布名单；实施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机构应当从名单中选择房地产估价机构开展有关评估工作。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名单中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检查，并按规定对违规操作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处理。
实施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可供应的廉租住房、住房所在地的市场租金等情况，制订廉租住房租赁价格方案，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和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核准后执行；并应当在申请户选房前公布供应房源的租赁价格（一房一价），实行明码标价。
第十六条（租金支付）
申请户选择的廉租住房面积未超过配租面积1.5倍的，根据本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对象的分类规定，享受基本租金补贴标准的申请户，每月承担的自付租金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申请户人数×5%；享受基本租金补贴标准70%的申请户，每月承担的自付租金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申请户人数×6%。
申请户选择的廉租住房面积超过配租面积1.5倍的，根据本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对象的分类规定，享受基本租金补贴标准的申请户，每月承担的自付租金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申请户人数×5%）+（超面积部分廉租住房租金标准×30%）；享受基本租金补贴标准70%的申请户，每月承担的自付租金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申请户人数×6%）+（超面积部分廉租住房租金标准×30%）。
申请户支付租金的期限、方式等具体要求，应当在租赁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十七条（租金补贴及发放）
申请户选中住房后，原享受租金配租的，从办理入住手续日期的次月起，停止实施租金配租。
廉租住房（含长期租赁等途径筹措的廉租住房）租金标准与申请户自付租金以外的差额部分，由区（县）住房保障机构予以补贴。
实物配租租金补贴原则上按季度发放，并按照约定支付给廉租住房产权人。实物配租租金补贴的起始时间按租赁合同约定的时间计算，起始时间在当月15日及以前的，当月按一个月标准发放；在16日及以后的，当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实物配租租金补贴起始时间的月份不在当季度首月的，第一次按该季度实际应发的月份发放，后续按每季度首月发放。
第十八条（未配租申请户的复核）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按照本市廉租住房复核相关规定，对取得登录证明满3年、具有选房资格但因房源供应等原因未选定廉租住房申请户的基本状况进行复核，申请户应当予以配合。
经复核，申请户不符合廉租住房申请条件的，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注销其登录证明，并书面通知申请户；申请户符合廉租住房申请条件但不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注销其轮候序号，并书面通知申请户，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租金配租手续；申请户仍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可以保留其轮候序号，继续实施实物配租。

第四章 入住管理和服务
第十九条（管理服务主体及其职责）
廉租住房的产权人有权维护廉租住房安全、完好地使用，收取廉租住房租金，获取廉租住房分配、使用、管理等相关信息，并承担廉租住房的装修费、物业服务费、住房内提供设施的维修维护费以及共用部分维修、更新和改造等费用。廉租住房的产权人可以自行实施经租管理，也可以将有关经租管理事项委托给专业的经租管理单位实施，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报酬。
实施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机构负责申请户的资格审核、住房供应分配、租金补贴发放、违规行为的行政处分等管理事项，有关管理要求，可以结合经租管理或者物业服务等工作实施。
经租管理单位受有关单位委托负责廉租住房入住和租后管理等具体事项，与委托人签订《廉租住房委托经租管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可以就其受委托的工作获取相应的报酬。
廉租住房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单位，按照本市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并获取与服务内容相适应的报酬。物业服务单位可以接受有关单位的委托，开展对申请户入住行为、住房使用行为等专项管理工作，向委托人报告相关情况，并可以就其专项管理工作获取相应报酬。
第二十条（入住手续）
经租管理单位按照委托事项，应当及时为申请户办理入住、建立实物配租租金补贴帐户等手续，并可以接受廉租住房产权人的委托，代办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以及廉租住房注记等手续，申请户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经租管理事项）
经租管理单位按照协议书确定的职责范围，对受委托管理的廉租住房实施管理，经租管理单位应当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建立、完善房源巡视、入户巡查、申请户入住档案以及管理的各项制度，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受理并处理申请户的投诉和举报，接受委托方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经租管理单位可以根据委托代收申请户的自付租金，代付物业服务费、住房内提供设施的维修维护费等费用，并受托代办共用部分维修费用结算等业务。
经租管理单位应当按户建立申请户的租赁台账及财务台账，将财务季报表及租赁收支分析报告定期报送实施实物配租的住房保障机构，并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有关费用的结算）
申请户将原有住房交区（县）政府指定机构代理经租的，代理经租机构可以按照约定，从原住房租金中扣除申请户应当承担的自付租金、原住房的经租管理费和物业服务费等相关费用，余额部分由代理经租机构按照约定支付给申请户。
廉租住房供应及租后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申请户资格审核管理、价格评估、经租管理、物业管理等有关费用，可以从廉租住房租金或者区（县）年度住房保障预算经费中支付。具体办法另行制订。
第二十三条（原有住房限制）
廉租住房租赁期内，未经区（县）住房保障机构书面同意，申请户不得擅自将原有住房转让或者抵押，并应当配合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对原有住房进行房地产登记的专项注记和有关管理。上述内容应当在租赁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五章 租后管理
第二十四条（配合工作）
廉租住房租赁期内，申请户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使用承租的住房，及时足额缴纳自付租金，按照规定申报复核，并配合区（县）住房保障机构、经租管理和物业服务等单位开展的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
第二十五条（保障方式变更）
廉租住房租赁期内，申请户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出购买或者租赁其他保障性住房的申请。申请户购买或者租赁其他保障性住房的，应当按照规定退出承租的廉租住房。
第二十六条（违规行为处置）
廉租住房租赁期内，申请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规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自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不办理廉租住房入住手续的；
（二）未按照约定及时足额缴纳自付租金累计超过6个月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四）擅自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五）擅自改变廉租住房用途的；
（六）擅自搭建违法建筑（构筑）物的；
（七）在廉租住房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八）擅自将原住房转让或者抵押的；
（九）未按规定申报有关信息的；
（十）拒不配合住房保障机构按规定开展工作的；
（十一）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发生违规行为的申请户，依据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有权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根据申请户违规行为的不同情况，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当面或者书面训诫，限期改正；
（二）支持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按照约定收取违约金；
（三）支持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通报其所在单位，从其工资等收入中直接划扣拖欠支付的自付租金；
（四）取消其部分或者全部租金补贴，并由其承担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部分；
（五）在适当范围内通报其违规行为；
（六）允许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按照市场租金标准向其收取自付租金；
（七）取消其实物配租资格，要求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解除租赁关系，收回住房；
（八）取消其5年内申请各类保障性住房的资格；
（九）记录其不良信用信息，并按照规定纳入上海市社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供有关社会主体依法查询使用；
（十）支持廉租住房产权人及出租人通过司法途径，对拒不退出的申请户，强制收回住房，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一）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复核及退出规定）
租赁合同期满前第4个月内，申请户应当按照规定申报复核，经复核审查，申请户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与区（县）住房保障机构重新签订租赁合同，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3年；申请户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复核，或者经复核审查不再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退出承租的住房。
申请户确有正当理由暂时不能腾退廉租住房的，经申请户提出申请、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审核同意后，可以给予不超过12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在6个月以内的，按照原租赁合同的约定收缴自付租金; 超过6个月的，超过月份按照届时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50％收缴自付租金。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按照上述规定与申请户签订过渡期协议，并严格执行。申请户超过限定过渡期，仍不腾退廉租住房的，按违规行为处理。
第二十八条（主动退出）
申请户因自身原因，不愿继续租赁廉租住房的，应当向区（县）住房保障机构提出书面申请，与经租管理单位结清相关费用，填写《廉租住房退房单》，按时腾退廉租住房。申请户自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廉租住房。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解除对申请户原有住房房地产登记的专项注记和有关管理等。
第二十九条（退出手续）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解除租赁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经租管理单位，由经租管理单位负责办理住房退还手续。
申请户腾退廉租住房，应当结清水、电、煤（燃）气、通讯、有线电视等其它应当承担的相关费用。
申请户腾退廉租住房，符合租金补贴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租金补贴。

第六章 购买承租住房的规定
第三十条（申请与审核）
租赁可转化的廉租住房的申请户，具有支付能力并符合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准入标准的，在租赁合同期满前的第4个月内，可以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书面申请购买承租的住房。
申请户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购买承租住房申请的，申请审核、公示等具体办理程序参照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相关规定实施；申请户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购买承租住房申请的，住房保障机构不予受理。
第三十一条（审核结果）
经审核，区（县）住房保障机构认定申请户符合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准入和供应标准的，应当以户为单位进行登录，并及时通过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网站和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公告，向申请户出具登录证明，并报市住房保障机构备案；认定申请户不符合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准入和供应标准的，向申请户出具不符合标准的书面答复，其中申请户不再符合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退出承租的住房。
第三十二条（实施购买）
申请户凭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出具的登录证明等相关材料，与房地产权利人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购买手续，向房地产权利人支付规定价格的购房款后，获得购买住房的相应产权份额。
房地产权利人收到申请户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后，应当协助申请户办理住房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第三十三条（销售定价方案）
可转化的廉租住房的销售定价（含销售价格、购房人的产权份额等内容）参照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原则上按照签订租赁合同时相邻区域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销售价格和购房人产权比例确定。销售定价方案由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制订，经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和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在申请户提出购买申请前公布。具体办法另行制订。
第三十四条（销售结果公告）
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定期将可转化的廉租住房的配售结果通过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网站和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公告。
第三十五条（过渡处理）
申请户按照规定提出购买承租住房的申请且经审核符合标准的，在完成购房手续前，可以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的约定租住该住房。
第三十六条（售后管理）
可转化的廉租住房出售前，应当按规定办理房源转化使用和房地产登记的专项注记等手续。
申请户的购房手续，按照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有关规定执行；完成所购住房的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后，按照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售后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组织抽查）
市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对各区（县）实物配租的审核、配租、配售、入住管理等工作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查，抽查可以采取查阅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入户巡查、邻里调查等方式，各区（县）住房保障机构、廉租住房产权人、经租管理和物业服务等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抽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市住房保障机构应当提出整改意见，由区（县）住房保障机构作出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送市住房保障机构。
第三十八条（社会监督）
各级住房保障机构应当设立电话、信箱、电子邮箱等监督举报方式，接受公民、新闻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监督举报工作的办理，参照《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监督举报办理工作的暂行意见>的通知》（沪房管保〔2010〕30号）实施。
第三十九条（对工作人员的监督处分）
各级住房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条（实施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之前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新论近现代技术进步与哲学和刑法学发展之辨证唯物关系

刘跃挺(710063，西安市西北政法大学153号信箱，wonderf21cn@163.com)

发表在中国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论坛》8月学术研究卷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进步与发展。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和晚近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康德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具有所谓“康德式”的批判。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关键词】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期待可能性；极端规范论体系
在人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的进步似乎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那么，技术与人类的意识的变化，尤其与刑法理念更新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其实，在福柯的哲学思想当中，似乎可以找到技术与理念关系的答案。“其开始研究19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刑事制度，旨在探讨知识构成的‘法律-政治’模式和‘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这是因为若没有权力，知识就不会形成，若没有知识，权利就不会实施…‘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在古希腊集中体现在‘尺度’之中，在中世纪主要存在于‘讯问’之中，在工业社会则尤其浓缩在‘检查’之中”[1]（P20），福柯同时强调，“19世纪奠基了敞视式监狱大行其道的年代，敞视式监狱、戒律和规范化概括地描述了权利对肉体这种新掠夺”[1]（P20）。这里的“尺度”、“讯问”和“检查”其实各自都代表着相应时期实施权力的手段。这种手段与方法决定着对罪犯肉体或者思想自由夺取方式理念的更新，进一步可以说：技术决定着理念。
“理念”“内容”或者“思想”概念属于意识的范畴，“技术”“形式”与“（语言）表述”属于物质（存在）范畴。“技术决定理念”这与我们日常的“内容决定形式”、“思想决定表述”等似乎是不一致的，那么“技术”与“理念”之间真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吗？这种关系是否体现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方面呢？或者说，“决定”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内涵？
“技术决定理念”，笔者认为，这里的“技术”和“理念”分别指历史事实（或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者是一种“唯物辨证”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体现与发展，以及在刑事法律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怎样表达这种关系？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深刻影响已毋庸质疑。“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座架’，即是指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设想为一个技术上可操作的认知构架。”[1]（P68）因而与韦伯的“工具理性即铁笼”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和理念也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座架”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在刑法学界具有典型的德国犯罪论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初步建构直至发展到今天。由实证主义的体系发展至晚近出现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在认识论及方法上形成了存在论（事实论）和规范论（价值论）这两条主线，即以存在论开启犯罪论的发展之路，以价值论为其增添人文反思。”[2]（P5）笔者十分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并将在后文，以18世纪至20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发展的辩证唯物关系，依据“技术决定理念”的基本论点，深入探讨刑法理念，尤其是犯罪构成理念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演进。
一、18世纪科学技术对刑法理念的启明
（一）牛顿哲学的影响
人们通常说，18世纪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而科学技术即是这一觉醒的敲门砖。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各自发明的微积分，以及伽利略-牛顿的“证明物体靠相互引力而运动的假说已足以解释太阳系中一切庄严的运动”等。
虽然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从现象发现重力的那些性质的原因，我也不愿建立什么假说。”[3]（P166）但是，他的门徒们，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例如德•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却忽略了牛顿当初的谨慎精神，以其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机械论哲学。“根据这个哲学，整个过去和未来，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人也就变成了一架机器”，[3]（P193）一个工具。
机械论成为了启蒙思想家反对罗马正统教义的有力认识论武器。而“唯物主义”一词也是18世纪时出现的，他们用之，以一种全新的机械决定论为基础，开始重新且全面地认识自然、社会与人本身。在刑法理念上，早期最为反封建时代罪刑擅断主义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似乎也体现了当时哲学认识论——机械论思想——要求认为与把握行为者行为的精确性与决定性。这种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一种严格、不容任意选择或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立法上，体现为绝对禁止运用类推和扩大解释，把刑法条文对犯罪种类和犯罪构成要件的明文规定作为对现行案件定罪的唯一根据。
（二）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启示
牛顿的理论在解释天体机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因此人们就把这样的机械概念对整个宇宙给予最后解释的能力估计得过高。“有些头脑清晰的人认识到科学不一定能揭示实在…存在的整体是广大的，人们在只研究它的一个方面的时候，是无法窥知它的秘密的…一条逃离机械论的道路是康德和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归根到底溯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即德国唯心主义，这个哲学同当代的科学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关系。”[3]（P11）
那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唯心主义”，笔者认为，其实正是技术发展的缘故，促使这一部分人以另一种角度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在康德看来，科学探讨的范围，已经由于牛顿的数学的物理学方法规定下来，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科学的知识…康德把外观与实在分开，仍然有哲学上的价值。科学世界是感官揭示出来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外观的世界；不一定是终极实在的世界。”[3]（P189）
康德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具有隐约式的重要启示。康德主张，“没有纪律的自由，势必颠覆自由本身”，“在争取自己自由的同时，也应尊重别人的自由”，[4]（P39） “人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按照康德 ‘自律的道德’，每个有理性者都是自己对自己颁布规律，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目的”[5]（P92），人人之间是平等的。当有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破坏这种平等时，康德认为，“刑罚应该贯彻正义的理念，而最能体现正义理念的刑罚原则就是平等原则，也就是报应原则”[4]（P130）。康德的实践理性同样告诉我们：实践理性务须超越我们的经验世界，世界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依据，其根源于意志自律，“而自律即是自由” [4]（P39），因此，对我们来说，依据道德律而行为当然就是一种强迫，或是一种“义务”，“这是道德律对非纯理的人类所提出的行为要求”。“意志一般说来对其行为时有责任的”[6]（P109）——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其实康德的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同样具有着所谓“康德式”的批判。笔者认为，从客观经验中取得的原则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不可能提供康德的道德律所应有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任何试图从经验中归纳出道德律的努力最终导致伦理学上价值相对主义和法权哲学上的法实证主义。”[4]（P44）如同伦理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往往会导致社会道德意识整体性的丧失，甚至会使社会群体结构关系自我瓦解一样，法实证主义只在于研究法律是什么，至于此等概念和原理是否合乎正义则非所其问。我们凭什么可以评价，甚至纠正人们行为的道德性和实证法的合理性呢？答案就是存在一个超越经验的“法上之法”，即自然法。
目前有人认为，“在古来一切哲学中，康德的形而上学最能代表近年来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所指明的境界”，“相对论与量子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以及有目的的适应说，这些最新的科学发展都把科学的哲学带回到康德那里去。[3]（P190）而笔者认为，基于法实证主义的思想而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同样也会被带回到康德那里去。
二、19世纪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产生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发展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歧
19世纪可以看做是科学时代的开始。我可以看到在那段时期里，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而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拉瓦锡把物质不灭的证据推广而及于化学变化，道尔顿最后建立了原子说，而焦耳也证明了能量守恒的原理，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也极合用…在统计学中,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被明确应用于保险问题与社会学问题。”[3]（P294）
而与此同时，提出“同一性哲学”的黑格尔异常猛烈而尖刻地对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其结果是，“科学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扣除一切哲学影响，而且，哲学的正当要求，即对于认识来源的批判和智力的功能的定义，也没有人加以注意了”[3]（P279）。在这些玄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盛行后，有这样的唯物主义学派，诸如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促使着人们注意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明晰进步。这也许恰恰是唯心主义所显明的积极意义。此时的社会科学同样面对着自然科学的成就，也“自愧不如”，甚至开始要进行“科学性”洗礼。“实证主义”便是这一“洗礼”重要结果之一。其于19世纪由法国圣西门首先使用，再由孔德继承，强调“实证”的感觉经验才是知识的对象来源，同样也是人类认识的范围，并将这一主张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宗教学。“在自然科学的成就成为‘知识的典范’并横扫各个知识领域的背景下，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领域中，形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P5）
(二)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体系
刑法学作为一门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科学，必然会面临自然科学技术所带来“实证主义”式的革新。“如果没有牛顿经典理论的普及，实证学派就无法从物质基础的层次上否定自由意志论；没有现代医学、解剖学的发展，龙勃罗梭的突破也无法成为可能。”[2]（P6）
机械决定论在19世纪的影响，使实证化思潮进一步地预示着整个犯罪论体系发展的脉络，即基于古典刑事法学派罪刑法定的思想，李斯特-贝林格“古典犯罪论体系”呼之欲出。
“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中，行为是自然的因果历程；因果关系的判断遵循着自然法则的必然条件公式，整个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无涉价值的；违法性是行为与实在法之间的对立冲突状态；而罪责则是对可以探知的心理事实的评判，与行为人的主体意思直接相关的故意与过失只是责任的两种形式。”[2]（P7）一句话，在古典犯罪论体系里，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罪责都是客观的。“在贝林格看来，构成要件是完全客观的实体，是可以感知到外在客观世界的过程。”[6]（P248）所有这些无不表达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实证主义立场。
可以说，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机械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的，体现着纯客观的、中性无色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
三、19世纪末以后技术进步与犯罪论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一）机械论逐步瓦解与目的论复苏
19世纪富有革命性成果之一的来自生物学方面的科技进步，当属达尔文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创立的进化论。在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中，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物种起源》风行之后，德国哲学家在海克尔的领导下，把达尔文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信条。在19世纪末期，进化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他在事实上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不论在今天的国家中，或将来的乌托邦里都谈不上有终极的目的。”[3]（P294）而这对人自身的认识来说，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即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与工具。可以看出，其与上述康德的目的论思想是悖逆的，同样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符。正是因为如此，“渐渐地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化论虽然可以说明生物用什么方法从早期的形态进而发展到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物种，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基本意义，或意识、意志、道德情绪与审美情绪等现象，却不能说明。”[3]（P298）至于“存在” 的大问题，那就更无法谈到了。
综上而言，正是由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理、化学与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人们感觉未知的境界还很宽广或者对生命的机体的表面上的目的性深有所感。甚至哲学家格纳诺认为：“有生命的物质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性——有一定目的，力求达到一个目标，这种目的性控制了身体与心灵的生长与功用，这不是机械与化学的盲目力量所能及的。”[3]（P341）
技术上，海森堡于1927年对电子进行描述提出了不确定原理，除此之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说明了纯机械论在解释日渐增多的新认识时，所体现的无能为力以及目的论重新被人们认可与接纳。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相应出现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存在者本身的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文德尔班为首的新康德主义——重新肯定康德实践理性而提出反实证主义的价值论。
（二）体现“目的理性”特点的犯罪论体系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波昂大学的魏尔采尔、墨拉哈为代表的目的行为这一目的行为论出发，试图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1961年，魏尔采尔发表《刑法体系的新形象》，正式提出应从行为之目的性与刑法之目的观来掌握犯罪行为的结构并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而直到后来，由德国刑法学家罗克逊、雅各布斯等所提倡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将客观目的（具体说，是一种刑事政策上的“必要预防”）作为刑事犯罪构成的判断准则之一，这可以说在刑法理念中，进一步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客观价值论”。由此可见，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中不断进行价值增添的过程。“其间虽然存在交错与回转，虽然究竟应当重事实还是应当强调价值的争辩仍未完成，但在犯罪论发展的实践上，的确是其在认识论上由自然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由事实论（存在论）体系走向价值论（规范论）体系，这是新康德主义对于犯罪论体系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的结果。” [2]（P9）而重要的是，这与同一时期德国新康德主义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普遍影响是相一致的。
（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
对于“理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其内涵上发生了数次的分野。早在18世纪，为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康德将理性分为两个范畴，即“知性”与“（狭义）理性”。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末，“科学与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进化论思想，后又在物理与数学新发展中）”[3]（P15），使新的认识论——新实在论抛弃历来的全面哲学体系而只研究存在于科学现象下面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时，理性的内部又一次分野，即产生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使自身失去价值理性之后，与科学主义合流，形成了我们现在具有时代特点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工具化和对效率及计划的追求，这一点也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了晚近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发展” [2]（P9）。可以说，目的理性是对新康德主义价值论的实践，但也有学者认为，“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脱离了新康德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本意，成为对技术理性的臣服和实践。” [2]（P10）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争议，正是在于新康德主义本身。文德尔班德价值论认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决定个人的社会行为，个人的道德活动也得遵循这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个人的特殊价值决定于一般人所接受的共同意识规范。” [7]（P887）而在体现“目的理性”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从规范中来，到规范中去，人再次成为工具，成为维护规范的工具。”[2]（P10）因此，这种看似注重目的与价值、体现新康德主义学说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转化成为了技术（工具）理性，更进一步说，在犯罪论体系上的表达，对于人的工具化立场上，目的理性，尤其是极端规范论体系，与体现技术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正好是殊途同归。因此，那些提出争议的学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也正反映了在这个技术日益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的认识论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之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 [3]（P302）笔者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身及其周围认识能力的不断加重，犯罪论体系也会朝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产生期待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契机，是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关于莱伦劳斯事件的判决。到20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相应的理论，即行为违反了刑事义务，行为人也知道自己违反了刑事义务，但是在行为时的具体状况下行为人无可奈何，不可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仍然不能谴责行为人。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显示了刑法对于人性理解和包容的谦抑本性。而此理论的提出，正是发生在上述所说的人们正在反思机械论的时期，似乎与存在主义的“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体现“人”的价值意义相似——人本身的存在就是认识的根源，评价“人”时，应当从主客体的合一性入手；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即使行为人行为上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也会因为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或者不受到刑罚处罚。
在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今天，在信息技术不断泛化的网络社会里，从人性出发的期待可能性赋予了新的内容——技术可能性。责任成立过程是一个定罪个别化的过程。期待可能性是确定责任成立与否的核心要素，它判断的是是否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而在网络技术构建的网络社会里，行为人的能力凭借网络技术的拓展，包括其适法以及违法犯罪的网络技术能力。行为的“个别化”空间正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一个由信息网络技术构架的网络虚拟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否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要探索的问题——网络技术期待可能性。而其评断的标准，笔者认为，不但是结合了原有传统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准则，更要掌握新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与刑事责任成立有关的知识。
纵览历史，从18至20世纪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世界观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刑法理念，特别是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随之相应的演化与变异中，笔者最终可以肯定的认为：在刑法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国家刑法权力实现的“技术”不断地深化，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演进与发展。而“技术决定理念”论题的奥秘也将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